平生

1999年12月10至2000年1月2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展览》（以下简称“展览”），因为对作品的真伪问题存有严重的歧义，目前正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展览开幕时傅抱石在南京的家属没有参加开幕式。而南京到上海相距3 个小时的车程，并不算远，傅抱石的家属如果再忙也会抽时间去出席开幕式，况且事前已有邀请，后来又不知何故而取消。

展览开幕时和展览之后，很少有人看到为这次展览出版的画册。而有关的展览的新闻也非常少。一切都在低调处理。

这些问题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些猜测和怀疑。

这批署款为“金刚坡时期”的作品，共有44件，其中有十六开的册页两件。关于这批画，据台湾《艺术新闻》1999年第12期的信息——“台湾永大机电许作立先生所成立的年喜基金会，过去数十年中集藏许多中（国）书画精品，明清各大家相当齐备，近现代画家中以张大千和傅抱石的质量最高，基金会在1998年11月曾特别邀请傅抱石的入室弟子沈左尧来台，鉴赏所藏的傅抱石画作。”而年喜基金会的一位林姓的“专家”说这批画的综合特点：“包括题材丰富、技法完备、款式齐全、尺幅特殊和保存各件书法墨迹。”许先生出于对傅抱石艺术的热爱，为了这批画（据传）花费了1亿新台币（约3千万人民币）。而为了这批画求得真实的身份，年喜基金会的“专家”林先生在1998年11月沈左尧先生赴台前就已经两次到南京，找傅抱石家属鉴定其真伪，在得到全属伪作的确认之后，又“邀请傅抱石的入室弟子沈左尧赴台，鉴赏所藏的傅抱石的画作”，这一举措只能看作是一个圈套。如果沈左尧先生事先知道傅家已有明确的意见，相信他也不会到台湾去“鉴赏”。再后来此事件的操作者又绕开傅抱石家属采用展览的方式以确定其地位。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的动机。为了这个展览，年喜基金会又破费了约数十万美元。然而，这批画并没有通过展览而获得真迹的身份，相反却让社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又出现了一批属于“金刚坡时期”的傅抱石的伪作。

傅抱石于1939年4月携全家来到重庆沙坪坝的金刚坡，直至1945年10月，在此居住了6年多的时间。傅抱石自己记述其所住的“金刚坡下山斋”，“原来只是做门房的（房东家长工住的），用稀疏竹篱隔作两间，每间不过方丈大，高约丈三四尺。全靠几块亮瓦透点微弱的光线进来，写一封信，已够不便，那里还能作画？不得已，只有当吃完饭之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傅抱石自1932年得长子小石后，又得次子二石。大女夭折后，又得二女益珊、三女益旋。在“金刚坡时期”，一家六口以他一人的薪水维持全家的生计，特别是在迁徙途中和定居重庆时期，可谓备尝艰辛。这位嘉陵江边的穷教授，为了家庭，舍不得坐车，每周数次步行30里从金刚坡到中大上课。他还常以兼课、写稿、刻印等劳务换取一点酬劳，所以有一次郭沫若曾对傅抱石说：“你真是一位标准的中国艺术家，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艺术虽然进步得惊人，生活却丝毫没有改进。大概‘穷而后工’这样的话就是对你而言的。”（胡志亮《傅抱石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1994年，第302 页）确实傅抱石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人一样，忍穷饿而治艺事。上述是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

那么，傅抱石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下，其艺术创作的面貌应该是有所反映的——他不可能画那么多的画，不可能画那么大的画。在画的尺幅问题上，因为限于画画的条件，这一时期的作品一般都为四尺以下，如他的代表作《万杆烟雨》（110.2厘米×67.7厘米，南京博物院藏）、《萧萧暮烟雨》（103厘米×59厘米，南京博物院藏）等。而这一时期最大的作品是《丽人行》（61.5厘米×207.5厘米），而“展览”中的作品除册页以外，大都是巨幅，其中有约4 米高的“极为罕见的四屏山水”，也有约9米宽的《江山胜览》横幅。显然作伪者不知道金刚坡是一个穷山沟，不知道“金刚坡下山斋”是长工住的门房，不知道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在“金刚坡下山斋”是画不出如此巨大的作品的，这么巨大的作品只有在作伪者的生产车间和大画室里才能炮制。行家都知道，傅抱石从50年代才开始画大幅作品。实际上国画家在1949年前一般都没有太大的画，最大的可能就是蒋兆和的《流民图》，蒋兆和也仅此一张大画，而且是一张订件。傅抱石的《丽人行》也是为他的画展而画的，后来还送给了郭沫若。画家没事画那么大的画干什么？画完了还没有地方放。就“展览”中的这些画而言，“金刚坡下山斋”根本是容不下的。如果说是卖画，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可能也没有哪个收藏家还有心情跑到那个山沟里，况且当时的傅抱石也没有那个行市。如果有人到山沟里来找傅抱石买画，如果傅抱石有那个行市，那么傅抱石也不必步行30里到中大去上课，至少会有车马钱。由于傅抱石的市场价格逐年攀升，并创下了近现代名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所以从作伪者的利益出发，反正是作假，小的不如大的值钱，那干脆就造大的，如果能蒙过去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以《丽人行》为例，这件为郭沫若所藏的作品，过去少为人知。可以说在1997年之前，很少有人看过《丽人行》的图像，但1997年这件为郭沫若所藏的《丽人行》在北京以1078万元拍卖后，锤声刚落，海外很快就出现了第二幅，而且还有傅公的某弟子的鉴定证书及文字。连这次“展览”的一幅《丽人行》在内，迄今已经有了第四幅，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展览”中的《丽人行》高73厘米，宽319厘米，比原作大许多。问题也出在中国画以尺论价的规矩上，如果没有这个规矩，造假画的人可能也不一定非画这么大的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