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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自信与艺术话语重建

发布时间:2018/12/19 浏览量:1545 分享到:

文/刘  星

      自尊是自我肯定的一种内向形式,也是意识深处建立的对自我的一种防范系统。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自尊则是建设民族精神、保持民族强有力的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可见,自尊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自尊却不能被夸大为妄自尊大;更不能由妄自尊大发展为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者,通常是只会看见自己优秀的一面,甚至带着放大镜来看,而不能去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样一来,缺点就会随此心态滋养发展起来,慢慢地,最终会毁掉自己。固步自封者,往往只知道吃自己的老本;而当老本被吃光时,他自己最终将自相淘汰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多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吃过无数次大亏,民族自尊受到极大的打击,结果,它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崩局面。保守派本着自己的井底之蛙本性,只看到自己文化的一镜光明,而看不到外面世界的广大,事实证明是不适应历史潮流的。崇洋派无视自己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唯洋风以为新,以为只有洋人可资救国,结果导致崇洋媚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发生。从五四运动到现在,这1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民族虚无主义与崇洋媚外的社会思潮,早已经使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走向了迷茫、彷徨和支离破碎的边缘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雪上加霜,使中国本来已十分糜弱和病态的文化人格,又一次遭受了摧毁性的打击。所以说,近代历史中的中国人已经不复存在刚刚正正、铮铮锵锵、傲岸俊伟的文化人格了,他们仅存的那种“自我”,不外乎是由生物性生存本能带来的基本求生意识,其表现在行为上,只能是毕恭屈膝、低三下四、奴颜无耻的乞怜相。人类学家R•R••马雷特(Robert Ranvlph Marett)通过研究对这种心理的人群描述到:这种人由于其文化表现会同他们的生存方式一样是病态的,所以是缺乏人格力量的、没有生命力的;纵然有时候他们也能够获得使人意想不到的生存能力,但是,却常常要受到健全的文明人的蔑视。

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明解放,以及社会意识和法律上对人格的不断重视,虽然使中国人感受到了空前的自我价值,但是,距离由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第二次大的冲击,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重建,所需的时间简直太短太短了。我们认为,一个制度、一个体制的建立可以是很快的,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人格的重建,却是很慢很慢的。一个人的一生,当某种认识形成了意识深层里的认识结构之后,那就十分地顽固了;其对这个人的影响,甚或对他的后代,都有可能是几代人的。所以说,即就是到了现在,文革留给中国人的后遗症也是难以消除的。比如说,就是到了现在,很多人在参与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的其它活动时,也还心有余悸、不能坦坦荡荡地展开自己。何况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西方文化带来的第二次漩涡。所以说,其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就美术界而言,改革开放后中西文化交汇带给中国艺术家的最大冲击,是西方现代派美术表现样式的多元性和其精神表现力的张扬性;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艺术,就显得单调和缺乏生气多了。于是乎,就有一部分人不加分析地将此怪罪到中国文化传统上来。我这里只所以用“不加分析”这个说法,主要是因为笔者认为艺术现象不仅是源于历史的,而且,是产生于现代人的,甚或更是现代人的事。我们总不能把我们现在所做的无能事,都一股脑地推卸给古人;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我们不妨先从历史的和现时态的观点,来审视一下西方现代艺术,笔者认为,这不管是对东方艺术还是对西方艺术,都是切合实际的。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R•R•马雷特(Robert Ranvlph Marett)在其《社会学与民族学》一书中这样描述西方人:“西欧的民族都是‘通过漫长的、严格的军事选择过程塑造出来的’。我们的血液中争有着好战的秉性,假如要清除这种秉性,就得大大劳驾人种改良学教授一番。”当我们仔细地品味过这段话后,R•R马雷特的话明显对西欧人的好战持有褒义。在马雷特的骨子里,一向存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进步是靠连续不断的竞争性战争考验推进的。”略早于马雷特的英国经济学家Bagehot(1826-1877)也说过类似的话:“从一开始,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就主要是开放型的人对封闭型的人的征服……”(白哲特《物理学与政治学》第52页)。R•R•马雷特还为此抛出了他所指的“消极的道德”与“积极的道德”的观点,认为“温和”预示着一系列封闭的、被动的、依赖与消极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因而,具有这种性格的民族其道德是消极的。而侵略性的民族“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占有优势”,“他们的房屋建设更好、更大并且更干净,他们的部族内部的道德水平更高,他们的体格更强壮,他们更勇敢,他们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更活跃;因此,从总体上来讲,他们更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组织更为稳固和有效……”,所以,他们的道德是积极的。


进而,他把话题转向使“掠夺性生活用积极的、主动的德行——‘有男子汉气魄’的德行取而代之,这也是文明人通常喜欢的德行。”对于个人的生活哲学,它主张“人为了实现真实的和自然的自我,必须返归原始,它必须脱新换旧。”这里,他的“原始”一词所指的并不是原始人,纯朴天真的善性,而是指原始人无知的野蛮和杀戮行为。另一位学者鲍威尔甚至认为:“世界大战是与文明一起开始的。”(《从粗野到文明》载于《美国人类学家》第一期)这些思想深远的影响了两战前后的西方人,以至当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因为战争直接面对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面对国家区域感念的消解、面对一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强制改造或消解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

      事实上,从牛顿之后,在西方技术理性统率下的西欧文明确实使西方人得到了物质上的实惠,加之技术军事的强大,殖民主义战争的不断胜利,不仅使西方人很自信自己的文化,而且,培养了他们心理上的扩张精神。所以,二战之后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①坚定自信的文化人格;②扩张意识;③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漠视。这种意识结构无不透彻的反映在西方现代艺术各流派的艺术运动中。使西方现代艺术不仅具有结构性,而且具有强劲的张力,充满自信。

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深圳、上海浦东等经济特区的试验擦亮了中国人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自信,我们现在开始敢对西洋文化挑三拣四,对他们说一声“不一定吧!”开始寻求跨文化的平等对话。说明我们的民族自信正在复苏,我们的民族文化人格正在重建。有朝一日,“我们的美术家要走自己的路”(邵大箴《要走自己的路——访法、意》)我们的美术家也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自尊是人格建立的必要前提,自负是人格成熟并走向坚定的标志。现在,我们需要呼唤中华民族的自负。我们在借鉴西方文明正数一面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文化中不可克服的负面。同样,我们在检讨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的同时,也看到了他的优点。只要能准确地找出东西方文化这一正一负的岔口,并以此为切入点,我想,我们不但可以赶上,而且,也能够超越他们的文化。

然而,虽然希望是有的,但是,我们总不能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我们应该从目前的一切实际着手,首先做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①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恢复我们的自信与自负;②多方借鉴外来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并逐一消化,融为己有。中国当代美术正在从多方借鉴中展开自己的当代性。故当代中国美术将呈现为这样的特征:即边际性和多元性。

所谓的边际性,即在多方借鉴中呈现出的文化认同的暂时的含糊性。边际性是文化交融过程中,在碰撞、解构与重建当中必要的过渡,也是一种必然的暂时性呈现。随着民族自信,民族文化人格的树立,边际性将会逐渐恢复民族话语权,发展出新的民族艺术风格。而多元性正是处于文化心理裂变时代的人们所面对的多元文化的自然选择状态,他现在尽管会呈现为多变性,但会为将来稳定的多元发展格局奠定基础。

西方当代文明现正面临着破坏地球物理与生态结构、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如果西方新的殖民侵略难以实施,经济掠夺难以持久,那么,西方当代文明的末日世可以预知的。而中国文化未来的再度辉煌也是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