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老一代画家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扎根黄土高原、关中秦岭，以崭新的创作风格在中国画坛形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被时人誉为长安画派。这个画派至八十年代中期方济众的去世，已基本上划上了句号。紧接着，以罗平安、崔振宽、江文湛、张之光、张立柱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画家，凭着他们的新观念、新手法和新感觉，在全国画坛异军突起，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批画家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们基本上和长安画派老一辈画家们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生关系；有着相近的思想基础和群体风貌。因此，人们称之为后长安画派。长安画派和后长安画派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根植于关中周、秦、汉、唐几千年来遗留下的深厚的文化传；笔墨质朴浑厚、豪放大气，有着较深的文化内涵。所不同的是，长安画派是在革命美术年代成长起来的画派；与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化情境相一致，这个画派画家的创作要么是积极的革命性的，要么就回归到传统文人画的创作心态上去；总之，在传统与现代性（革命性）转换之间，总是非此即彼。与这一代画家不同，后长安画派画家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刚刚步入画坛之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各种学说、各种流派正在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着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曾经禁锢中国文艺思想界几十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教条被冲淡了；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潮美术和各种主张个性解放、个性创造的美学思潮，他们彷徨过，困惑过，但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适足点，并在实验性和非主题性的自在中，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创造才能。因此说，后长安画派是一个更注重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创造的画派。

后长安画派现在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这批画家，由于天时、地利和自身的聪明才智，他们顺理成章地很快成为后长安画派的一个关注点；但当人们的视点只集中于这个点时，更年轻一代的画家群体就很容易被忽视。这几年来，一些理论家常常就抱怨到第三代（即四十岁左右的）画家——抱怨他们敬业精神的失落，抱怨他们创作态度的轻率。其实，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第三代画家中，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群体，他们不仅在默默地用功、勤奋地创作，而且，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老师辈们的创作风范，正在积极地探索着如何以不同于他们的老师们的创作风格来展示自身的创造性。本文要推介的画家如石英、刘星、吕书峰和王保安，就是这代画家中的代表；这几个人，也越来越成为陕西画坛关注的新视点。这四位青年画家的特点是年轻、思想活跃、对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更加成熟。因为在他们的美术意识的培养时期，新潮美术和新儒学对五四以来民族虚无主义的检讨就已同步地渗入他们的灵魂深处，因此，对于传统与现代，他们不像六十岁左右的那批人有过困惑，而是自自然然地、一开始就进入到他们的师辈们久久期盼和探索才能达到的境界。吕书峰是画坛十分看好的一位青年画家，1980年代，他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八十年代的那种注重创新的文化气候，给他培养了一种很强的创新意识；在四年的专业训练里，他不仅在人物画造型基本功和创作能力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对自梁楷以来的传统人物、山水、花鸟画都作了大量的临摹和研究，并且将山水、花鸟画的笔墨技法用于人物画创作，从而使笔墨自由抒情，具有很强的表现感和个性特征。大学毕业那年，他在第七界全国美展获得了铜牌奖。时隔数年，他又在第九界全国美展上又一次获得了银牌。面对这样的成绩，他不骄不傲，静心自处，一直默默地进行着创新探索。现在，他笔下的人物造型写意夸张、深沉质朴；走线既打破了传统的线描方法，又不失毛笔的书写特性，给人以又传统、又现代的感觉。王保安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多年来师从王金岭先生研究传统山水画法；然而不为师法所窘，大胆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他的山水画，一般多取材于陕北黄土高原或关中北缘地带的沟沟峁峁，大山大水满构图，给人以厚重雄强的审美感受。在笔墨上，他继承和夸张改造了北宗范宽画派的钉头皴法，往往方笔厚积，略施皴擦；至圆满时，再浅降丹青，从而使整个作品既显得厚重雄强，又显得轻松。近来，他进一步在笔墨上下功夫，画风又有变化，笔墨进一步变得深邃。在首届中国画大展中，他以《秋塬》一画获得铜牌奖，引起了画坛的关注。石英是著名画家崔振宽的学生。作为少有的女画家，她不像一般女子的柔弱气质，而是在画画上具有很强的男子汉气概。崔振宽说：“石英虽然跟着我学画，但是在创作上她走的是自己的路子。”这一点儿也没错，通过她大量的作品可以看出，她不想像一般画山水的那样去画名山大川，而是想在生活中的某个细小的局部——那怕是极不起眼的某个农家院落、一个被废弃的破窑洞、或一堆乱兮兮的材火堆上，表现生活的魅力。她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浑浑沌沌，色中有墨，墨中有色；又注重发挥水在笔墨中的作用，所以笔墨湿润华滋，不同于老师辈把笔墨画得很干。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她无疑和当前后长安画派的很多人拉开了距离。刘星是陕西书画界唯一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型画家，除绘画外，他在书法、篆刻以及理论研究等领域，也都有不凡的建树，近年来颇受书画界关注。他在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本来修的是山水画，但毕业到陕西师范大学美术系工作后，因工作需要，他主要从事花鸟画的教学与研究。多年来，他对传统进行过系统的临摹学习和研究，因此，他的画传统笔墨的味道很浓；同时，他也热衷于现代抽象笔墨的实验研究，经过探索，他再把一些新的东西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从而使他的花鸟画既有浓厚的传统意味——书卷气，又有强烈的现代感。国画大师张仃先生评他的画：“思逸神超，渐入佳境。”著名美术理论家周积寅先生评他的画：“骨气洞达，神超理得；既有阳刚之气，又兼阴柔之美；拙中巧，熟中生，浑厚中见空灵，雄强中有秀润。”著名书法家曹伯庸先生认为他的画：“花鸟、蔬果、人物等，皆自出机杼，别具一格，寓有法于无法之中，令人莫测其所以，此非深于画理者不能。”尽管如此，但刘星却从不张扬骄燥；扬凝式《韮花帖》云：“岁久积功成，渐入神仙路。”刘星能孜孜不倦、深于敛达，终将不失此言所占矣。

总之，后长安画派的青年一代画家中，确有不少人不受现在社会浮燥风气之影响，一直在默默地下着苦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成为陕西画坛的主力军，为陕西画坛刷新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