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星

今天，白鹿书院发起并组织的这次关于文人书法的学术研讨会，我认为很及时，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因为近几十年来，大众化的书法热潮固然提升了书法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消解和俗化了传统书法的艺术精神和文化能指，使得现代人在认识“书法”概念时，已经从崇高的精神境界退化为一般的技术演练；从斋室的雅玩之物变相为负担功名利禄的展览效应。因此，我们现在很有必要通过重温书法经典，来修正当代人对书法概念的一般认识，这不管是对中国书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水平，还是对中国书法的未来命运，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要正确认识“书法”概念的原本内涵，我们首先得对“书法”概念的历史流变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

汉魏时代，“书”和“法”是分别开来谈的。“书”有时候也被称之为“书契”。如崔瑗《草书势》开篇就讲：“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所谓“书契”，即汉字及以汉字为基本依托的书法。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序》中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八曰隶书。”这里，“秦书”即“秦代的书法”的意思。换言之，“书”也就是“书法”的意思。然而，一方面，因为“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赵壹《非草书》）人们在讨论“书”的时候，往往不得不涉及具体书写人的书写方法——即“法”的问题；另一方面，汉代的时候，“学童十七以上始试……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所以，“法”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引起了学“书”者们的高度注意。比如崔瑗在讨论《草书势》时，就注意到了“草书之法。”赵壹在批评东汉世俗化的书法热潮时，在其《非草书》中也讲到：“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崔杜之法，龟龙所见也。”又卫恒《四体书势》在讲到魏武习书的一段秩事时也说：“……是以今者多有鹄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可见，“书”或“书契”是指谓书法的第一性概念；而“法”则是书法概念中指谓“技术”的一个第二性概念。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书”与“法”的关系是，“书”为本，“法”为末；“书”为源，“法”为流；“书”者，必体现于“法”；“法”者，必须以“书”为本。

在古代书法论述典籍中，第一次将“书”和“法”连在一起用的，是卫恒的《四体书势》。它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不过要注意的是，在“行书法”这个说法中，“书”和“法”尽管连在一起了，但它还不是一个词，“行书”是一个词，“法”是一个词，“行书法”只是用“行书”这个词来限定“法”这个词。“书”和“法”实际上还是两个概念。但“行书法”这个表述的意义是，它毕竟为后来“书法”概念的催生铺垫了基础。“书”与“法”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个概念——“书法”的，则最早见于宋梁之际的书论。如虞和《论书表》中在谈及桓玄时说：“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王僧虔在其《论书》中也说到：“书法有力，恨少媚好。”可惜的是，这几位前人并没有就他们所用的“书法”概念作过任何解释。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推理：“书”“法”作为两个概念分别称谓在先，而“书法”作为一个概念称谓在后。所以，“书法”这个概念的内涵所指，一定是“书”和“法”这两个概念在别称时之内涵的延伸和合一。

现在，我们不妨将“书”和“法”的本来含义对形成“书法”这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一粗浅的分析，看看“书法”这个概念的深层里，到底包含着那些内涵？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书”是建立在“字”的基础上的，而“字”又是建立在“文”的基础上的。《说文解字》讲：“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许氏认为：“文”是“依类象形”的；《易》“八卦”也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即“依类象形”的；其产生的过程和机制既然这么相似，那么，“文”和“八卦”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虽然没有直接讲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过，笔者认为，从许氏讲“八卦”与讲“文”时在行文上的前后逻辑关系来看，“文”一定是建立在“八卦”的基础上的，所以说，“书”顺理地也必然是建立在八卦的基础上的。换言之，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讲，作为《易》之言，八卦既然具备“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意象功能，那么，“书”自然也被遗传上了这种能够激发人的想象的功能基因；进一步言之，八卦作为《易》之言，它是本乎“一”与“阴”“阳”变化之理、顺乎天人变化与性命之道的，而“书”既然是成立于它的基础之上的，于是，“书”也就自然被赋予了“传道”与“载道”的文化使命了。所以说，“书”的本意，就在于这种“传道”与“载道”的文化使命。笔者认为，如果看到了这层关系，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殷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了“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的习惯。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汉代，人们“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了。长期以来，正是因为笔者对“书”一直抱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我才坚持认为：汉字书写为什么一开始就能够成为一种可供人们赏玩的“艺术”，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心理。有了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就有了这个民族欣赏汉字书写的习惯；有了欣赏的习惯，也就有了研究的兴趣；有了研究的兴趣，也就有了问“道”、循“理”与求“法”的意识。所以，早在崔瑗时代，人们在赏玩草书的同时，就开始留意“草书之法”了。所谓“法”，《易•系辞上》谓：“制而用之谓之法。”大象之数，本乎一而成于阴阳；阴阳交媾，摩荡开合，变生万物；万物芜杂，累其象者难以妙万物而为言。古人之作《易》矣，参天地两仪，顺性命之理，含天道焉，含地道焉，含人道焉。兼此三才而以阴阳之数两之所得之“六”，乃大象之“法数”也。然而，神知之用，随感而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欲天理，合则昌；悖则毁。“天”、“地”、“人”三才合一而顺乎阴阳交媾之道，则天下无不成于大美。因而董仲舒说：“不法之言，无验之说，君子之所外，何以为哉！”（《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故而古人言法，一般都谈“六法”。另外，又有依据“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理而讲“八法”者。如蔡邕《九势》篇论“九势”，第一势“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实际上谈的是“一画”之根本，所谓“太极”之法。而其余“八势”，才真正是所谓的“成变化”之“八法”。可见，古人所言“法”，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的是“太极”、阴阳与“天”、“地”、“人”三才变化之道理。综上所述，“书”的本意，在于“传道”与“载道”；“法”的背后，亦是大道之理。所以说，当“书”“法”合一为“书法”这个概念时，“书法”的文化精神，就当是“原道”和“载道”了。

“书法”一词，最早见于虞和的《论书表》。据该书记载:“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

古人对于“法”之用，亦曾纳入天理范畴。如《易•系辞》言：“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当一种事物的法规被树立之后，人们必须严格地去遵循它，否则，就会有悖天理，降祸于人的。因此，“书法”之本存乎道，其用当本于“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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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书”是建立在“字”的基础上的，“字”又是建立在“文”的基础上的，所以，“书”也一定是建立在“文”的基础上的。《说文解字•序》云：“著于竹帛谓之书。”现在著书的材料已经发生了变化，纸张早已取代竹帛成为人们书写的主要材料，因此，上述的话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著于纸张谓之书。”很显然，书的创造主体是人。而人又是有心性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性；不同的心性又会产生不同的书写结果。因此，人们对书法的感悟，或者书法的创作境界，完全是由人的修养境界来决定的。“文”之成“书”，甚或说书法之所以成为可以被称之为“文人书法”的首要问题，应当是书写主体——即书法家必须是那种通于文的“文人”。那么，什么是“文人”呢？《诗经•毛传》认为：“文人，文德之人也。”而所谓“文德”，《文心雕龙•原道第一》是这样说明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辅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根据刘勰的这段描述我们知道，所谓“文德”，即道心、人心在文心中的统一。而我们所说的“文人”，很显然，他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能够知书识字的人，而是能合“天”、“地”、“人”三才之心于文心的人。进一步言之，如果具有文德之心的人才是文人，那么，文人书法同一般的书法的主要区别，也就在于“文德之心”是否能以汉字笔墨的形式著于纸上了。换言之，文人书法的首要特征，表现在艺术方法上，它“莫不原道心以敷章”，“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其于“一画”，则本乎阴阳，顺乎性情，交感变化，并最终能统归于八法。

那么，文人书法的艺术特征主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对“道”的特征的认识入手。《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所谓“自然”，张立文主编之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道》认为是“无为”或“不强作妄为”。换句话说就是，不人为造作。这一“文德”体现在书法上，就形成文人书法的首要特征，就是其书写尊重汉字的造型规律，尊重“八法”之点画规律，不造作，不妄为，一切自然而然。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妄为”，即违背汉字的基本造型规律，违背汉字点画的基本笔法规律而肆意为之、聚墨成形的那种书写方式。不妄为，要求书法的创新必须是在尊重汉字的基本造型规律，尊重八法基本点画之笔法规律下的创新。违背了这两个规律，我们就可以视之为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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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阴阳统一之太极，其物质表现为“气”。气动表现为阴阳、有无、上下、长短等虚实变化。阴阳交感，有无相生，化生万物生生不已。因此，文德之心，首先重气。又《周易•上》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元”的特征是“大”是“亨”，道神作为化生万物的乾元基始，其衍动之气无疑首先是“大气”；只有在大气摩荡下之阴阳交感，虚实相应和有无相生，才能化生出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万物。 根据我们上面的推论，文德之心是很重视原道的，道既如此，那么，文德之心所重之气，亦首先必须是大气。所谓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奇正相映，长短相形，也都应该是在“大气”之衍动下，产生的种种表现。所以，文人书法的第二点特征，应该是大气磅礴，并兼备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和奇正相形的特点。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儒、道、释三家都十分重视对“道”的阐发，可是这三家对道的理解又是各有内涵的。道家所言，主要侧重于天道。而儒家论道，则主要侧重于人道。如《论语•公冶长》讲：“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家论道，与这两家又有不同。牟子《理惑论》云：“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家所言之“道”，在方法论上重视的是“智度”；在道论上，它认为“神伟莫美于凌虚”，换言之，道的实质，莫过于“虚”、“灵”和“空”。魏晋之后，儒道释三家思想呈现出一种合流的态势，魏晋玄学在道论上，综合了儒道释三家的道论思想。因此，魏晋之后学界所言之“道”，一般都包含了三家的思想。因此，《文心雕龙》在叙述“文德”时所言之“道心”，当包含有儒道释三家思想。下面，我们从分别从儒释两家道论思想的角度，看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德”思想对后世文人书法的影响，到底还体现在那些形式特点上？

儒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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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辞文，其旨远；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