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星

在当下这个时代，活得最苦的当数画家了。没出名的，为出名而苦；出了名的，为进一步开拓创作路子而苦；不苦的，那些沾沾自喜于自己既有成绩的人，从长远看，也难成什么正果。

今日，远在深圳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感叹道：现在的画坛，缺的不是奇点子和新技法，而是文化。画家们普遍把样式和技术看得太重，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养气，更少有从大视野、大文化的角度思考艺术问题的。所以，许多作品在抛过新奇的技术后，往往就再也没有什么深邃的东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理论讲究书卷气，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再谈也不是什么保守，它倒能体现出一点儿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给中国带来的新的文化生态下，人们如何慎重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观念性问题。

这些年里，一些人有感于西方强势文化给人类所带来的物质生活中实惠的一面，于是头脑中全是些“西方中心论”的构架，沾满了西方霸权文化的“优越心态”，言辞间动辄就套用后现代各种流派的文论话语来指点中国当下的艺术问题，弄得在很大氛围里人们都感到莫衷一是，心腑颠三倒四的，迷到了不知“我是谁？”的地步了，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些画家。何以这样说呢？因为画家是一些爱用形式语言表达观念的人，形式语言是可视的，也就如同画家所表达的观念是可视的，所以，时潮对某种观念的价值评价，往往容易转化为对画家的作为水平评价；这样一来，画家就成为最容易被观念困惑的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失落感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了。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国际地位提高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的一些理论家开始把未来世界的希望目光转向东方了，我们才想起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不是来自自身的自觉，而是来自西方人的提醒的觉悟，尽管未免叫人生出许多的感慨，但是我们还是对之感到庆幸！因为它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还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春节时，我在北京拜访了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先生，我们在一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邵先生的许多思想无疑对我具有启发意义，其中有些和我一向所持的观点也十分的投合，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比如，谈到地域文化问题——这是我关注多年的一个话题。在西安时，就有朋友说，我宣扬地域文化的存在价值是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一体化潮流背道而驰的，说我是保守。而邵先生正好也是个地域文化存在论者，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所成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的不断消失表示担忧，认为陕西画坛目前尚能保持强有力的地域风格是非常宝贵的。今年七月，应《西北美术》主编陈云岗先生之约，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谈谈地域文化的存在价值》的文章供安徽省的《艺术界》杂志发表。在谈到陕西的地域文化特征时我说道：陕西地处大西北东部，过去一直是西北多民族角逐的中原腹地，因此，多民族文化兼容并存的历史，便形成了陕西人包容、大气、朴实、憨厚、苦涩的文化心理；西北干燥少雨的气候，又使陕西境内的山山水水，具有了一种有别于南方山水的苍茫气象；加之关中地表广布着周秦汉唐以来的文化遗存，大量的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汉霍去病墓四周的雕塑、画像石、画像砖、唐武则天乾陵的石雕、陕北及关中的民间艺术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发挥着强有力的感召力，共同凝聚成了陕西地域文化底蕴深厚、风貌独特的特征。对生活在陕西的画家来说，这些不仅是值得深挖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培植长安画派画风的取之不尽的营养资源。

现在，画家们很关注世界一体化趋势下中国绘画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我认为，保守主义态度显然要不得，但主张“与世界艺术潮流接轨”论者，也属于对后现代缺乏实质性了解的人。1993年，在国际跨文化对话研究组织主持的广州会议上，来自亚、欧、非三大洲的众多学者达成共识，他们不赞成在“全球意识”的掩盖下，实现所谓的世界文化的“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认为这些说法多半只是某种“中心论”的变种，只有承认和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种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收、借鉴、并在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会议为跨文化对话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即提出“真”、“善”、“美”、“自然”、“经验”五个关键词，认为它们能够“在话语实践中形成‘底层的’日常生活和‘顶层的’哲学思辨的双向运动”，从而整体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并“打破精英与大众文化在言语行为层面的截然二分”。这个研究结果无疑为我们的画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它可以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画在新的文化生态下的建构工作，即创造出既不失民族文化特性，又具有跨文化对话能力的新的人文话语。

                               （1998年12月18日于陕西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