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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 星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绘画史上,西北画坛的盟主地位主要表现在北宋之前。如汉之毛延寿、赵歧、刘白、陈敞。隋唐之阎毗、阎立本、阎立德、李思训、李昭道、韩幹、韦愝、边鸾、周昉,五代及宋之李成、关仝、范宽等。蔡邕、吴道之、王维、曹霸等虽非长安人,但因他们长期生活和创作在关中,故亦可以将他们当做西北画坛的人物来看待。而宋以后,西北画坛能在画史上留住姓名者,已几乎是个空白。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起,因以赵望云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画家的汇聚西北、延安革命美术群体的形成、西安美术学院的建立和西北各省美协的成立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西北画坛才打破了由南宋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将近1000年里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尴尬局面,不仅涌现出了赵望云、石鲁、黄胄、何海霞、方济众、徐庶之、刘文西、王子武等一大批杰出画家,而且,还形成了长安画派、黄土画派、新疆画派等众多画派。笔者认为,在影响二十世纪西北画坛的崛起及整个西北画风形成的众多因素中,赵望云的塞外写生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主要宗旨,就是想通过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向读者揭示赵望云的画风对二十世纪后半叶西北画风基本性格之形成的影响。
一 历史上的“北派”与二十世纪的西北画风
在本文展开之前,首先有必要在概念上对历史上所谓的“北派”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西北画风”进行匡定和区别。
在绘画理论著述中,最早注意到“南北”风格之别的,是中唐时的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录》中,裴氏讲:“今集检前纵,取其法度,兼之巧思……阎本师祖张公,可谓青出于兰矣。至于人物、衣冠、车马、台阁、并得南北之妙。” 很明显,这里的“南北”一词,不仅指地理概念上的“南”“北”之别,而且,它还指因地理及地域文化的差异,南北艺术家在创作风格上的差异。不过遗憾的是,裴氏对于绘画风格上“南北”差异的醒察,只是这么简单的提了一下;而《贞观公私画录》从前到尾却看不到任何关于它的具体论述。北宋时,郭熙在著《林泉高致》时,已经注意到了“西北之山多浑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盤礴而连延不断”,“介丘有顶”,“迤逦拔翠”的特点。给人的感觉,他好象已经注意到了因山水地域风貌的变化,山水画在风格上总会存在南北差异的,但实际上,他对“西北”之画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论述;只是在批评当时的很多画家学画时往往“局于一家”的情况时说到:“今之齐、鲁之士,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一己之学,尤为蹈袭,况齐、鲁、关、陕,幅员数千里,州州县县,人人作之哉!” 与郭熙同时代的苏轼,很注重对绘画笔墨之道趣的追求,认为高级的绘画应该是“有道有艺”、“画中有诗”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大概是受到了苏东坡的这一“士人画”思想的影响,南宋时,李澄叟在其《画山水诀》中,第一次对北派风格提出了批评,认为:“北人山水布置拙浊,法度莽朴,以其原野旷荡,景之委曲而然也。” 通过这段对北派风格用辞尖刻诸如“布置拙浊”、“法度莽朴”之类的贬议我们可以看出,李澄叟对北派山水画风格是很有偏见的。到了明朝,以文征明、董其昌、莫是龙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画家受宋明理学“道统”思想的影响,为了给“文人画”封以正统地位,他们对“南”“北”山水画的渊源进行了一番梳理研究工作。文征明通过对长安许道宁山水风格的描述,认为北派山水画的风格是“颇涉畦迳” ,言下之意,北派画是比较注重写实的。在莫是龙的《画说》中,北派山水画进一步被钩勒出这样的一个的传承线索:“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 此后,便不断有人在技法上,对“北派”画法进行总结,认为它的特征不是“着色浓重”,就是“用笔侧锋”、“用笔劈皴”、“依轮廓而起笔”等等。作为对“北派”与南派“丰润婉丽”一路画风相比对的风格的总结,这一风格特点本无可厚。可是,自苏东坡提出“范宽稍存古意,然微有俗气”这一观点后,明清两代的许多南派画家,便把“北派”与“画家画”、“画匠画”、“俗气”等贬义词联系了起来,结果,自宋代以来,“北派”绘画便蒙上了不白之冤。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北派”概念,启蒙于初唐,完成于“文人画”理论盛行的明清两代;它既有对北派画风的总结涵义,又有对北派画风的针贬成分。明清以降,生活在西北的许多画家由于受到它的影响虽内心深受感动于西北的山水而不敢“外师造化”去画本土的风物人情。于是,不是精神抑郁,意气沉滞,便是笔墨脱落,体格疏率,西北画坛怎能孕育出大师?振兴于画史?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北画风”,则专门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于西北形成的总体绘画风格。从其形成的过程看,“西北画风”在外师西北山水、反映西北风土人情的同时,又较多汲取了“南宗”山水画的笔墨技巧。比如早期的赵望云通过对张大千、石涛等人画风的学习,在自己的绘画中充分融合了南宗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