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星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美术学博士

       顾恺之是我国东晋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一生除了创作有大量的绘画作品外，还创作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画论文字，遂经历史的沧桑，他的大部分画作和文学作品都已轶失，但是，经《世说新语》、《太平御览》和《历代名画记》等古籍的转载，仍有几篇赋和画论文字流传到今天，其中《魏晋风流画赞》、《论画》和《画云台山记》被美术史论界公认为中国美术史上最早的画论文稿，其意义之重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古籍中关于顾恺之的史料实在太简略，加上顾氏在这几篇文稿中所采用的表述语言与我们今天的语言习惯差距比较大，结果导致我们在解读这些文稿——即理解顾恺之的绘画思想时，时常发生仁智之见的分歧，尤其是自五四运动后，笼罩在顾恺之画论思想研究这一课题上的，好象有层层的迷雾，即人们对顾恺之的绘画思想到底是“重神轻形派”？“重形轻神派”？ 还是“注重形的第一性下的形神兼备派”？抑或是“注重神的第一性下的形神兼备派”？现在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目前，一种观点认为：顾恺之在《论画》中提出的“以形写神”和“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的观点表明，他的艺术思想是“注重‘形’的第一性前提下的‘形神统一’观”——这种看法，由于比较切合近代中国美术主流——即“中西结合”思想运动的需要，因此，在近百年来一直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认识；另一种观点认为：顾恺之既然身处东晋清谈的中心地区，其思想自然逃不出东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艺术思想也一定是“重神轻形”的——这种看法，以前尽管也有人提出过，但目前基本上处于未被广泛接受的境况。笔者认为：这实在是今人对顾恺之绘画思想的一种曲解！顾氏的绘画思想，理应是在继承了东晋支道林的“即色游玄”思想、并批判地吸收了嵇康的“得意忘筌”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主张‘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为核心的，注重神的第一性、形的第二性、形从属于神并反过来表现神的绘画思想”；其归结点并不在于“以形写神”论，尽管他也强调过“以形写神”论。为了证明笔者的这个观点，本文将从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  

      顾恺之，字虎头，名长康。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年）生于东晋建康（即今南京），无锡（即今江苏无锡）人，义熙初（约公元407年），在扬州去世。顾恺之生活的年代，正是魏晋清谈经由永嘉时期的以向秀、郭象、裴頠为代表的贵有思潮和元康时期的以王导为代表的贵无思潮，向着以支道林、道安为代表的“即色游玄”和“本无义”思潮发展 。从清谈名士的构成变化上看，这个时期的明显特征是：以支道林、道安、慧远、竺法汰、竺法敷等为代表的佛僧纷纷南渡，与以王导、殷浩、谢安、桓温、桓玄、殷仲堪等为代表的大批清谈名士汇合交锋；从学理上看，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佛僧们以般若经巧释《易》、《老》、《庄》的新谈风，逐渐地征服了传统的玄谈旨趣，并向着般若色彩发展1。

       公元304年前后，八王之乱进入了高潮阶段。社会的极度动乱，人民生命的日不保夕，社会思想极端地倾向于虚无。据《世说新语》讲，惟裴頠著《崇有论》以为非。裴頠曾在洛阳多次与王导交锋，《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由此可见，西晋末年的社会思想尽管存在着“崇有”和“崇无”两股思想，但其社会思潮主流是倾向于崇无的。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从表面上看，司马睿坐上了皇上宝座，但实际上，东晋政权在政治上不得不依靠于王导；在军事上，不得不依靠于王敦。王导是个很好清谈的人，过江后，凭着他在东晋政坛的实权地位，他实际上也成为清谈的实际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在清谈思想上，他十分推崇嵇康。但是，元康之后，玄学针对“无”的理源之辩，已经陷入到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滩之中，而正当这个时候，以支道林、道安为代表的佛门高僧们以佛教般若理论阐释“无”的思想，恰巧给渐趋苍白的谈林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以成帝咸和年间僧康僧渊、康法畅、支愍度的南渡为界，当时的谈林一下子兴起了一股与佛门高僧攀谈的潮流。比如说支愍度等僧侣过江后，吴郡太守清谈名士殷浩就对他们十分礼遇并经常与之交锋。据《高僧传》载：“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曲，由于该观。”支道林到了会稽一带后，清谈名士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戴逵等就经常前往拜会。据《高僧传》记载，谢安曾多次给支道林写信表示他求贤若渴的心情说：“思君日积，计辰倾迟……”云云。王羲之也前往试探，问：“《逍遥游》可得闻乎？”遁明白他的意思，便不吝洋洋万言为之标揭新理，其文辞之绚烂，玄理之湛然，使王羲之深为叹服。永和初，后赵石氏集团内哄，北方大部分地区陷入战乱。原居太行山的道安教团，不得不南徙荆州。据说，他们一行数百人刚一起动，居于彭城的王石遵就派人请他们到华林园入住；征西将军桓温也要邀请他们到江陵入住；征西将军朱序也在邀请道安一行到襄阳入住；前秦皇上苻坚也请他们到长安入住；凉州刺史杨弘忠也在邀请他们到凉州入住等等，真是好不热闹！最为行事动重的，是简文帝咸安元年（即公元371年），竺法汰入住瓦官寺时，开题之日，简文帝亲自光临，一时王侯公卿无不毕集 。由此可见在东晋之际，佛教征服玄学之一斑。因此说，汤用彤先生将东晋玄学归结为“无”之理源的般若化时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玄学的般若化并不是一般玄学的佛教化，而是佛门高僧们通过以佛教般若思想阐释玄学“无”之理源——所谓“禅思守玄，练微入寂” 、“设玄德以广教，守谷神以存虚” ——实际上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旨促成了儒、道、佛三家的学理性融合。

康帝元年（即公元343年），顾恺之的祖父顾毗任散骑常侍。永和2年（即公元346年），当殷浩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时，顾恺之的父亲顾悦之同时被任命为扬州别驾。这一年，顾恺之已经3岁，他一定是随父亲也迁居到了扬州。顾悦之所任的“别驾”一职，实际上是刺史的一名副官，其任务主要是，在刺史例行巡察时，陪同并辅助刺史做一些政务工作。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顾悦之在和殷浩的经常来往中，在思想上一定受殷浩的清谈思想影响不小。殷浩在谈旨上，以善于追究玄理而闻名，王导曾多次与之交锋，都被其折服。那么，浩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浩善《易》、《老》”，其“清言妙辩玄致，当时名流皆为之美誉。”刘注又引：“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支道林的思想，是典型的“即色游玄”论；殷欲与遁辩论，恐怕要辩论的就是“何以无？”之理。由此可见，殷浩的谈旨，与嵇康可能是十分相近的。关于这个推论，我们还可以从王导对殷浩下的结论得以证明，据说王导过江后，常与殷浩、桓温、谢尚、王述等人相聚清谈，一次，王与殷往返不止，其余人都插不上嘴，最终，王导感叹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符，正始之音，正当尔耳！”那么，殷浩的思想会不会影响到顾恺之呢？我们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退一步想，即就是顾恺之在其蒙学时期没有受到过殷浩思想的什么影响，而顾恺之在扬州的时期，正是他接受蒙学教育的重要时期，按魏晋时期一般名门望族在子女蒙学上对玄学教养的重视，顾恺之少年时代在父亲的启蒙下，一定对《易》、《老》、《庄》等传统玄学功课用功不少。这一点，我们从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频繁采用的“神属冥茫”、“阴阳之数”和“玄赏”等词就可以看得出来。

      永和初，桓温因西征李蜀和大败前秦军于灞上获得了盛大的威名和势力。会稽王司马昱为了防止桓温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便通过殷浩参政暗中牵制桓温，结果，使殷浩与桓温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公元353年，桓温利用殷浩北伐姚襄叛军失败的机会，便上谏司马聃将浩废为庶民，结果，扬州与大部分东晋军队的控制权，就落到了桓温的手中。桓温此人也好清谈。东晋清谈的一大特点是“喻绘事欤” ，也就是说，清谈名士们常常喜欢以音乐、书画等艺术活动之言喻之理，来比兴玄学的言意之辩；这就造成东晋清谈名士一般都喜欢和音乐、书画界的人士来往。比如说，升平年间，年仅十八、九的顾恺之，凭其在扬州的画名，就已经是征西大将军桓温府上的谈客了。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桓征西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座，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从年龄看来，升平年间的顾恺之尚是个初出茅庐的美术青年，在扬州，他可能有点小名气，但是在全国，他就未必是个名家。而桓温的赏识，以及兴宁元年（公元363年）瓦官寺的修建，给顾恺之带来了一次极大的机遇，这就是通过桓温的举荐，瓦官寺主持释慧力特别邀请了顾恺之和戴逵等画坛高手为寺里绘制和塑造佛像。据说，开刹之日，戴逵塑造的五尊佛像与顾恺之绘制的维摩诘像辄有光出，神采奕奕，吸引了上万的观众前来观看和投注 ，结果一下子使顾恺之的名声大振。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最迟在兴宁元年，顾恺之、戴逵和桓温这三个人之间是存在着经常的往来的。比起顾恺之来，戴逵一方面比他大将近18岁；另一方面，在顾恺之初出茅庐之时，戴已经是东晋很有名的学者、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了。据说他的古琴名重一时，会稽王多次派人请他进朝，他都婉言谢绝了。不过有趣的是，他虽好隐逸，但在思想上却是竭力地反对“放达”的。他曾著有《放达非道论》，对嵇康一流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作风深表反对。在清谈方面，他对范宣和支道林十分崇拜，并经常前往请教。太和元年（即公元366年），支道林去世后，一日，戴逵来到支道林的墓前吊唁，他看到墓前树木丛丛蕤蕤，生机盎然，便不由自主地感叹到：“德音未远，而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韵俱尽耳！”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想见，在思想上，戴逵对支遁的“即色游玄”论一定是非常欣赏的。所谓“即色游玄”，我们通过支道林的《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便可以窥得一斑。支遁讲：“夫无也者，岂能无载！无不能自无，……则无非无矣。……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则名生，设教则智存。……言积而后悟，质明则神朗，触理则玄畅。” 这就是说，“玄畅”必须是通过“触理”来实现的；而“理亦不能为理”，“苟慎理以应动，则不得不寄言” 。换言之，“玄畅”必须是通过“言”来实现的；如果离开了“言”，理不仅无以明，觉也是无以生的。而觉无以生，般若之智就无从谈起了。可见，戴逵的思想与支道林的思想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比如戴逵在其《放达非道论》中讲：“古之人未始……害名教之体。……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竹林之为放，有疾而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戴逵对嵇康的放大风格是持批评意见的。兴宁中，在瓦官寺佛画的创作过程中，戴逵的思想有可能对顾恺之产生过影响的。比如说《世说新语•巧艺》在记述顾恺之时，就特别留意到他对嵇康的批评意见，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我们知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两句是嵇康在其《送秀才从军诗》中非常有名的句子，是他对“玄冥之境”的最形象的概括。嵇康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而顾恺之却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很明显，顾对嵇的玄学思想是持以果断的批评意见的。顾恺之的思想与戴逵的思想的这种内在一致，我们现在虽然找不到直接的材料证明，但是，兴宁元年顾与戴在瓦官寺绘制佛画时一段时间的共事，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两个人之间通过平日交流，其艺术观点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默契的。

在顾恺之完成瓦官寺壁画创作任务后不久，又一个机遇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桓温在上任荆州刺史时，特别邀请了顾恺之作他的参军。这一职位，不仅使他得以进身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比如说结识像谢安、道安、王徽、王珣、王献之、竺法汰、习凿齿等这样的清谈名士，从而使他通过和这些人的交流，使自己在艺术修养上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而且，桓府荆州的十年，江南社会比较稳定，顾恺之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的，这无疑保证了他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绘画创作，从而使自己的绘画技法，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到荆州后，顾恺之不仅进行了一次从荆州到西蜀的数月旅行写生，而且，还去过会稽、虎丘、天台等许多地方。顾恺之去会稽的具体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桓温在荆州的军情变化情况，我们是可以揣测他去会稽山一定是在他刚去桓温府任职的头一两年里；因为从太和四年（即公元369年）起，由桓温亲自率兵出征的大大小小战事就不停，作为参军的顾恺之，此后怎么有心情和机会去旅行写生呢！如果是这样，顾恺之说不定还拜访过支道林，因为支遁的去世是在废帝太和元年（即公元366年）。

顾恺之与谢安的认识，可能是在桓温任职荆州之后。因为此时的江南以桓温为中心的荆州清谈圈子和以谢安为中心的建康清谈圈子之间经常是相互走动、互相对流的，就拿支道林、道安、王献之、习凿齿、殷仲堪这些人来讲，他们既是谢安的朋友，同时又是桓温的朋友；所以我们认为，顾恺之与谢安的友谊，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据《晋书•顾恺之传》记载，谢安认为：“顾长康画，苍生以来未之有也。”通过谢安对顾恺之的这段很赏识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看出，顾恺之与谢安的友谊一定是很深的。既然这样，谢安的玄学思想对顾恺之就不可能没有影响。谢的清谈思想在他的几首兰亭诗里就有所表达，其一云：“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兹言执，寄傲林丘。森林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又有一首云：“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这首诗谈到的“有怀”、“寄傲”和“言”的关系，实际上正是玄学所关心的“言”“意”之辩的问题。谢安认为，不管是“有怀春游”，还是“寄傲林丘”，这不外乎是一个“契兹言执”的过程，“有怀”也罢，“寄傲”也罢，它必须通过“契兹”之“言”来实现；如果离开了“言”，那么任何“意”都将无法捕捉，更谈不上表达了。很明显，谢安的清谈思想，与支道林正是一脉相承的，难怪乎谢安对支遁的友情，竟达到了“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的程度！

         兴宁初（约公元363年），道安一行到达襄阳。时为征西将军的桓温曾多次派人将道安一行接到了江陵宣讲佛法；据《高僧传》道安传载：安“深相接纳”。而从公元363年到公元371年，大约在七、八年的时间里，道安基本上是在荆州、襄阳和江陵一带云游布道的。据《高僧传》讲，时任桓温从军的习凿齿一听说道安已到襄阳，便马上前往求教。他刚一入座，便狂言到：“四海习凿齿。”而道安却机敏地答曰：“弥天释道安。”这一对答，一直被传为清谈史上的一段佳话。习凿齿自感和道安的这次会面很激动，于是，一回去便给谢安写信说：“（道安）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从此可见，道安教团在荆州的影响曾经是非常大的。笔者认为，道安教团既然能如此吸引并征服社会上那么多的信众，就连桓温、习凿齿这样的人都前往拜访了，那么，身处桓温参军并与习凿齿同事的顾恺之就不可能不前往拜见道安且受之影响的。

      道安的思想，在佛门被归为“六家七宗”中的“本无义”一宗；而在清谈界，它则属于“崇无而不弃有”——即“即色游玄”论的一派。所谓“即色游玄”论，

      东晋之际，由于佛门高僧普遍参与清谈，在清谈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以老庄的“无”与“逍遥”义来格义佛家的“般若性空”之旨，以及以佛家的“般若”义来格义老庄的“无”和“逍遥”之旨的两相互证的方法论。所以，道安所说的“无”，亦即他心目中的“般若之境”；所说的“般若”，亦即“无”的廓然无物状态。

      正在这段时间里，顾恺之的艺术成就在桓温府下得到了重要的发展。根据东晋人清谈时多有书画家和音乐家参加的习惯， 我们可以想象：桓温与道安师徒在清谈时，顾恺之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在场的。